野茶馆

    说起野茶馆，总是不自禁的想起老北京，那时候茶馆有清、书、酒、野四分，清茶馆多是溜鸟的公子哥和老者；书茶馆顾名思义就是听评书的；酒茶馆则多了些酒菜佳肴；野茶馆却是路人、游人光顾之所，此间鱼龙混杂，有贩夫走卒，有骚人墨客，茶却无甚讲究，贪图品味之人想来是无法消受如此盖碗劣茶。低矮土房、芦席天棚、紫黑苦茶，耳边鸟语蛙鸣，与野老共话桑麻，与雅士联诗作对，与走卒吃肉骂娘，可说各得其所。

    如此茶馆菜农最是喜欢，天不亮菜农便挑筐担菜往城里赶，此时城门未开，菜农便入茶馆歇息，来碗热茶，从怀里摸出自家的饼子咸菜，吃喝一顿，便等城门大开。

    老天桥也有一家野茶馆，字号‘福海居’，主人姓王行八，那时候根本不讲究字号，人们都称这家为‘王八茶馆’，清末之时，这茶馆是无人不知，每日里高朋满座。于是很多生意人围着他那茶馆开摊明场，正所谓‘人能兴地，地能兴人’，一来二去，杂耍、饭馆、茶馆林立，竟带动了天桥市场的兴旺。（《天桥往事录》黄宗瀚编）

    既云野茶，野茶何足道？意不在茶也，意在谈古说今也，一谈二谈三谈四谈，谈来谈去茶馆的柱子上便多了一张字条“莫谈国事”，从此‘咄’的一声，茶馆便热闹了许多，聊起了家长里短，聊起了陈年旧事，聊起了无谓之言。

    汪曾祺却也是于茶馆中泡出来的，自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那时汪曾祺正在联大上学，他有一陆姓同学，盥洗用具都放在茶馆里，一大早起来直奔茶馆，洗脸刷牙完毕，一碗茶两个烧饼算作早餐，中饭后又一碗，晚饭后又一碗，直到灯火阑珊，才夹着书本从茶馆里出来，回宿舍睡觉，汪曾祺称之为‘泡茶馆冠军’。那字条上写着‘莫谈国事’，茶客们都如禁声寒蝉，偏偏有个瞎子看不见，他是打扬琴卖唱的，“良田美地卖了，高楼大厦拆了，娇妻美妾跑了，狐皮袍子当了．．．．．．”

    这歌有些时日了，大概是林则徐禁烟之时有识之士的作品，但这瞎子唱了白唱，茶客们或是没听见，或是想自己的事，直到天黑，瞎子也只得走，汪曾祺却想他能吃饱吗？若是‘围鼓’，则完全不一样了，每当茶馆贴出告示‘某月某日围鼓’，则必当爆满，那唱滇剧的自然会得不少银钱。（《泡茶馆－昆明旧忆一》汪曾祺）

    说起泡茶馆的瞎子艺人，怎么也不能忘了阿炳，阿炳拉了一辈子琴，也喝了一辈子茶，他总戴一幅墨镜，背着粗布褡裢，前边是二胡，后边是琵琶，邻居的小孩牵着他，挨家茶馆转悠，他去哪家是哪家爆满，茶客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阿炳的《二泉映月》那是真美，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金圆券》，“十万银圆券，买无一斤鱼。 十万金圆券，买无一升米。”只可惜那些不瞎的茶客们是不说这种话的。

    “风起何妨？”“雨来散矣！”对答皆可谓奥妙。这也有一段故事，清末天津有一处野茶馆，本无名号，一次清末诗人梅宝璐（即梅小树）来喝茶，忽起大风，梅起身便走，主人便道“风起何妨？”要梅作对，梅沉吟片刻，答道：“雨来散矣！”于是‘雨来散’便成了这茶馆的名字。

    本来这段故事并无深意，我却要附会一点深意出来，却也别有滋味。‘莫谈国事’之风起，有人问‘风起何妨？’书生摇头苦笑‘雨来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