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煽情

    如王蒙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所描绘的：他爹就让他看一本《唐诗三百首》。他看完，他爹问“读透了吗？”；他读透，他爹问“能背吗？”；他会背，他爹问“能TM倒背如流吗？”……于是他一辈子就读了一本《唐诗三百首》。
    那薄薄的一册语文课本，除了古文晦涩需要人讲解以外，其余的都是发书后当天就全看完了。就算这样，我们这些不懂中心思想、不会划分段落大意、不理解文章深邃意义的傻学生，还是要把它足足念满一学期，结果还是有人语文不及格，这话儿怎么说的？
    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篇课文是个诗歌，题目、作者、原话全忘了，内容就是人民呼唤周总理，一会儿上山喊一会儿下海叫的。我们要求头一天预习一下，在没被“传道授业解惑”之前看第n遍，后面作业题里有“富有感情地朗读这篇课文”，心想，这怎么朗读啊，上来就没来由的撕心裂肺语调“周总理——！”…不行不行，听着跟往屠宰场拉似的。
    第二天，语文老师在班长喊“起立！”以后，如丧考妣地深深一点头，一阵稀哩哗啦桌椅挪动声音后，开始上课。“这篇课文，大家都预习了，在讲课文以前，我给大家讲讲76年总理去世时候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形……”
    我得承认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值得高兴，但“必须哭”、“不准笑”的禁忌却像很小时候玩的一种“木头人”的游戏，宣布开始以后每个木头人都要目瞪口呆、不言不语、蔫不出溜儿，这种禁忌反而让人有种大笑的欲望，虽然这并不好笑、非常不值得笑、王*八*蛋才笑，但简直越说越乐不可支了。
    这种禁忌现在就正慢慢在一些学生中产生了效果，比如我，忽然想起那年噩耗传来时我是个人事不懂的混小子，可能连死者是怎么回事儿都颠三倒四的，可我们小学三年级那个班，居然有几个女生哭得跟泪人儿一般，桌子上撒满了擤鼻涕的手纸（那时没tissues，抱歉），跟又开了个小灵堂似的。她们几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眼睛跟烂桃子一样（比喻很庸俗，但也很准确），老师也哭了，她们幽怨地投去一瞥，然后又趴在课桌上抽泣……我可是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啊（那时又没我爸打我、我妈掐我）！只能坦白地说，人家是能人！
    ……这时语文老师已经说得哽咽了，我忽然看见隔行的钱冬瓜同学脸上绽放了一瞬间的笑意。
    整整半堂课老师滔滔不绝、唧唧歪歪地一直在说那时人都是怎么哭的，哭得多么惨。我不禁自责我的没人性，可那种想笑的感觉竟越来越强烈了。
    “夏同学，请你富于感情地朗诵一下这篇课文。”夏同学是校广播站的广播员，声音很是充满激情，中学毕业后她灌了盘磁带，艺名叫“嘟嘟”（后话，后话，不说了）。
    夏同学缓缓立起，开始朗诵，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我浑身只觉得一冷，接着从头到脚麻了一遍，不由自主地一哆嗦。
    “周总理——！”当夏同学朗诵到应该全体同学的正常反应是饮泣或者嚎啕大哭的时候，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发生了。
    钱冬瓜忽然发出一阵“吭吭吭”的大响动，当我们以为他已饮泣而纷纷投去惊鸿一瞥时，竟发现他原来是因为控制不住大笑而从从嘴和手掌之间而发出类似放狗屁、狗放屁的声音，他那满脸的笑容让所有的人嘴角开始慢慢上翘，除了夏同学，她正捧着课本把头埋住，深深地……还有一个没笑的是语文老师，她极其愤恨又无可奈何地向钱冬瓜瞪了一眼，从眼镜片的寒光后面。